路易斯•卡布拉尔(Luis Cabral)上月开始在曼哈顿卡内基音乐厅(Carnegie Hall)对面一栋令人印象深刻的六层地标性大楼里工作。他来这里既不是为了听观众的掌声、也不是为了闻化妆油的味道。身为经济学家的他，将是首位迁驻至IESE商学院(IESE Business School)纽约分校的教授。但卡布拉尔教授不会是最后一位：未来几年内，这家西班牙商学院的许多教员都将迁驻到这里来。
这家西班牙商学院不是唯一一家追求扩张梦想的商学院。事实上，经济衰退会抑制全球扩张的论调，对商学院似乎并不适用——它们正精神百倍地进行国际扩张。甚至连哈佛商学院(Harvard Business School)也顺应了这一趋势——它曾一直主张，应该是学生找哈佛，而不是哈佛找学生。哈佛商学院上月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之外的地方（上海）设立了一家教学机构，这是其101年历史上的首次。
IESE进军美国之举标志着，顶级欧洲商学院首次有胆量踏入全球一些最富有且最有权势的MBA商学院的后院。与此同时，在过去一年里，中东和亚洲地区已建立起一大批新商学院——因为这些地区的企业、政府与学生对规范化的管理培训产生了兴趣。而且，这些新商学院还叩响了老牌商学院的大门，求助它们自己实现诉求。已有几家有抱负的机构接洽过牛津大学(University of Oxford)。该校萨伊德商学院(Saïd school)院长科林•迈尔(Colin Mayer)指出，这些有抱负的学院有资金、有意愿，但缺乏专业技能。它们的成功将取决于能否在独立性与责任性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。“如果它们既拥有资金又拥有正确的治理结构，那么教员们就会流向它们那里，”他说。“治理结构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因素。”
许多老牌商学院愿意提供帮助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(MIT Sloan)首开先河，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帮助在中国发展商学院，最近则在帮助葡萄牙的商学院。牛津一贯的竞争对手——剑桥大学(Cambridge University)也加入这场竞争中。该校佳奇商学院(Judge Business School)正在帮助艾哈迈达巴德、卡拉奇和阿布扎比刚起步的商学院打造学术能力，在中国也有类似计划。
该院院长阿尔努•德梅耶尔(Arnoud de Meyer)指出，这是第二波技能转移。第一次是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当时，哈佛帮助在欧洲建立商学院——IESE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(Insead)就是两个受益者。如今，欧洲的商学院正变得越来越强大——在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十多年来的MBA排行榜上，伦敦商学院(London Business School)成为首家夺冠的非美商学院。德梅耶尔教授说，现在轮到欧洲商学院来帮助中东和亚洲的商学院了。他说：“作为一家商学院，我们有责任帮助新学院。”但他承认，这并非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。“这对我们也有好处。我们会结交到新朋友。”
连印度这样一个管理培训方式极其独特的国家，也修改了相关法律，为国际商学院进入该国市场开了绿灯——加拿大斯古里克商学院(Schulich School of Business)已成为首家将在那里建立分校的顶级商学院。
这种“出国欲”也正在学生当中滋长。据商学院入学考试GMAT的管理机构——美国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会(GMAC)的数据显示，就连一向不会考虑去国外读MBA的美国学生，也开始左顾右盼。过去一年里，有2%的GMAT美国考生将自己的成绩寄给国外的商学院。尽管该比例极小，但相较前两年的1.87%和1.57%，它还是上升了。GMAC数字显示，在这2%的考生中，约60%的人选择去英国、法国和西班牙攻读MBA。有些商学院报告，在它们的MBA项目中，美国学员人数最多——伦敦商学院、巴黎高等商学院(HEC Paris)和牛津萨伊德商学院就是其中三家。巴黎高等商学院院长伯纳德•拉马南楚阿(Bernard Ramanantsoa)
